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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宪法法院对税收合宪性判断的裁决和推理包含了这一认识过程。

鉴于此，中央银行应当依据国际条约的相关要求，履行向公众公开披露资料数据义务，实行信息透明和说明理由制度。换言之，金融银行业利润增长如果远远脱离社会劳动价值的实际增加率，那么货币权力就存在被它所监管的利益群体——金融银行利益集团俘获的可能，从而与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相抵牾。

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中央银行也不能回避民主政治的约束或脱离人民的监督。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宪法学视角下货币权力的配置与规范研究(项目编号：13CFX021)和教育部2012年度青年基金项目货币权力配置与规范的宪法学研究(项目编号：12YJC8201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诚然，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是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中央银行与其他金融企业的本质区别，这也是由中央银行性质所决定的，但任何权力都存在着异化变质的风险，中央银行的货币权力也不例外。而币值稳定、抑制通胀也是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故此，当务之急就需要寻求立宪主义对货币权力予以合理规范，寄希望于通过完善对货币权力的规范配置，防止信用货币发行的泛滥对人民财产权利的肆意侵害，并促使国家经济命脉稳定运行。固然，政府撒出去的钱会因为铸币税的征收而旱涝保收，但政府动用未来税收资金的举措因无法促使经济进入良性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国家未来预期的财政税收也不可能得以巩固充实。

健全对国家货币权力侵益性的监控制约机制，是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实现人民主权原则的应有之义。对科学规律的违背也导致了货币异化为权力怪兽并脱离于立宪主义的约束，货币权力成为了比征税权更具毁灭性的权力，这只又被唤醒的利维坦挣脱了黄金法则的自然束缚，幻化装扮成了纸币的模样来吞噬人世间的财富，而能够储存公民财富的安全港湾也被之摧毁。[15]参见[英]哈特：《惩罚与责任》，王勇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第二，是否抵触《刑法》要看是否符合责任构成要件且无违法性排除事由(其中包括合法服从)。[9][德]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可见公务员的服从义务，取决于上级命令是否明显违法？ (二)对明显违法的审查标准学者对于明显违法的法的界定，多限于形式法。纯粹抽象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并且也根本无法发挥其作为判断标准的功能……只是需要根据一定的标准在个案中对理性人进行修正。

又可以促使公务员理性而审慎地使用手中的判断权。一般理性人标准是从客观上判断公务员的行为是否违法，这个决定或者命令的违法不是公务员凭空想象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只要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就能看出来的。

比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3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擅自作出的减税、免税决定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但同时，盲目的服从也会酿成现代性悲剧。命令的实质内容常常涉及到法律解释、判断余地或裁量空间问题。其二，对于瑕疵的法律，公务员因为其组织人身份的限制，是不可以贸然行使抵抗权的，但是对于严重侵害人权的恶法，公务员不应该依然保持默然的态度。

台湾地区的行政罚法第11条规定：依所属上级公务员职务命令之行为，不予处罚。[13]这些标准包括：第一，对相对人权利的侵害程度，人性尊严和正义原则构成了实质法治国思想的内核，如果一般理性人认为上级命令已经达到了对公民基本权和人性尊严不可忍受的侵害程度，上级命令则构成明显重大违法。将牺牲义务分配到下级公务员身上的做法不利于官僚体制的长效运转，整个官僚制运行的成本不应该由公务员个体负担。第四，上级命令的内容必须属于法律上可能或事实上可能的事项，比如上级命令下级在半小时内到达500公里外的地震灾区。

一类是不构成明显违法的一般错误。[5]可见立法者对于明显违法的审查标准糅合了形式审查的抵触刑法标准和实质审查的明显违法标准。

[17][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因此，笔者主张借鉴刑法理论的违法性和有责性二阶层理论，去判定公务员在特定情况下是否需要承担个人责任。

对于责任构成要件的体系化、分层研究有助于清晰地界定分配责任时的思考顺序，有助于保证既不会遗漏必要的要件，也不会增加不必要的要件，确保责任分配的理性和公正。[7]参见[英]毕瑟姆：《官僚制》，韩志明、张毅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3]参见蔡圣伟：论公务员依违法命令所为之职务行为，载《台大法学论丛》2008年第1期。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  四、结语 《公务员法》给公务员施加个人责任的目的不在于单纯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惩罚式报应，而在于预防，在于通过施加责任的方式增强公务员预测未来的能力。[4]杨景宇、李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146页。

(2)实质审查标准的内容。  李佳，山东大学大学法学院讲师。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一般理性人标准，将重大明显违法的内涵相对确定下来。比如，台湾地区刑法第21条规定：依法令之行为，不罚。

在中国，盲目服从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明知命令违法者，不在此限。

[8] (2)形式审查标准的内容。上级领导的行政活动原则上仅限于法律为其圈定的特定权限范围之内，上级必须具有某种特殊的职位身份，并有对具体的行政命令法定的命令权限，才能赢得下级公务员的服从。另一方面，公务人员又应当是法律的忠实执行者，在法治原则下严守法律是公务员的职责，这一职责又不允许公务员服从上级的违法命令。法律委员会所列举明显违法的典型案例——刑讯逼供、做假账、走私——均为公务员执行即构成犯罪的案例，不难看出，立法者对于明显违法的判断是相当倚重抵触刑法标准的。

[1]See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Penguin Classics,2006. [2]参见苏昱宪：‘我国公务人员服从义务之研究，2005年台北大学硕士论文，第1页。[6][德]马克斯?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一般理性人标准采用了相对客观的方式，将一个理性公务员置于当事人的地位对上级命令的违法性进行判断，理性人标准必须经多方面因素的具体化成形之后，方可适用。约束力的实质要件，是命令不能明显地违反法秩序。

[5]杨景宇、李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第二，异议本身只是个客观程序，本身并不能说明主观状态，异议可能是公务员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对怀疑有违法性的命令审慎地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异议并不意味着明知。

[12][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报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页。[11] 上述观点并不完全正确，第一，风险常常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传统政治或专业上对社会或灾变的预测、控制、复原能力及手段已无能为力。[7]在分工的社会中，服从是一种美德，公务员和生产工人一样也是消极的个人，总的行政任务被细分为了不同的具体职责，公务员的功能在于完成行政命令链中某一具体制度或执行环节，他并不能知道、也不需要知道他的环节所能产生的行政效果，他只需要完成给定的行政任务即可。比如在柏林墙枪击案中，士兵接受上级命令以强制对翻越柏林墙的人密集的射击，由于士兵所执行的枪击命令对生命尊严的侵犯达到了不可以忍受的恶劣程度，是明显实质违法的。

例如，城建局公务员遵照上级命令拆除违法建筑物，按照《刑法》规定符合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罪的构成要件，但由于公务员是执行合法有效的上级命令而拆除建筑物，所以，他个人并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服从是其免除刑事责任的正当性理由。例如，如果执行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将导致刑事处罚，或者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严重违反善良风俗，则构成明显违法。

(1)立论基础和理论依据。但抵触刑法标准却在逻辑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

高度服从的官僚制为政策的施行提供了体制基础。如果我们能够用合理的规则引导公务员审慎地做出理性的选择，让个人的选择纳入整个法律制度当中，进而对违法行为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这将会是对中国法治梦的一大贡献。